余杰自大光三部曲後的大作。他寫得認真，我讀得辛苦。有收獲也有聯想。
本書的熱身由對鄂蘭「極權主義的起源」一書的批評開始。余杰認為討論極權起源未將中國納入並不完整。這應是鄂蘭對中國歷史的不了解，以自己的知識經驗為素材寫書的結果。我則認為將反猶主義與帝國主義當作為研究起源的對象是不恰當。這兩種意識型態是社會或是統治當局因應事件的反應（response to a specific event），無法被用來尋究極權的起源深層。余杰認為中國更適合作為探討此議題的對象。
漢娜.鄂蘭的「集權主義的起源」
三合一的統治框架
余杰將中國的極權本質指向「周人宗族觀念的家天下擴充」、「秦漢全民農戰、郡縣與編戶齊民式管理」以及「儒學與科舉的制度框架」。周人將血緣的親疏關係轉化成禮法，連結宗族並擴大形成封建制度，這是未來中國大一統秩序的源頭。秦漢帝國保留這個秩序的敘事，但將間接治理的封建形式，取換成直接的郡縣治理與編戶齊民的系統管理。中央治理地方郡縣，徵用勞役稅賦，戰爭動員都高速有效。此外，儒學尊崇君臣倫理，重農抑商，提供帝王與知識份子一致的價值觀、溝通語言與行動準則。科舉還源源不斷地產生政治菁英直達地方進行治理，完全排除中間貴族階層存在的必要性。這套三合一框架相輔相成，互為奧援。在經濟、軍事、經濟、與社會治理上展現出巨量的承載力及可延續性。它雖然缺乏雅典式的監督與跨階層反饋機制，被認為是極權專制，卻是千年來中國的統治主軸。
制定儒學統治框架，西漢的董仲舒
挑戰與轉進
讀書人全心全意地擁護這個體系框架，它是個人的思想依據與社會生活的指標。他們了解，相信，珍惜，維護它。當體系出現不足時，他們不會變心也無能力另闢出路，奮力為之補釘加強。直到十九世紀這個三合一系統無法因應世局變化，全然崩塌使得修補變得不可能，更實際的做法是在市場上尋找現貨新品。中國不是沒有其他嘗試，然而終於還是挑選馬列主義，在一百年內成為世上最大最成功的共產極權。許成鋼提出「制度基因」，說中國的社會具備接受共產制度的特殊基因。我認為儘管馬列理論出發點不同，中國菁英嚮往其理想許諾做出選擇。然而二者框架與格式意外神似，馬列主義移植到中國在茹苦含辛的啟動後，居然也成功運轉。社會幾乎是不自覺地將對於舊體系的熱情投射至新的的舶來框架，自動自發進行模組置換或是流程改造來順應中國國情。如八股經書置換成馬列教條，皇帝崇拜轉成對黨領導的效忠，郡縣治理轉變成黨的直接指派，世界性階級革命變成「中國人民站起來」。古國穿上新袍，仍保有千年魂魄。
許成鋼的「制度基因」與黃亞生的「EAST中國模式的終點」
地理與終端
為什麼這等奇妙的事件不發生在兩河流域、黎凡特、印度或是歐洲。難道上述的三個成分不是真因，只是過程？我目前的直覺指向地理條件。這被高山大海圍繞，北鄰歐亞草原的東亞窪地，位於文明傳播網絡的終端，而非忙碌頻繁的交換節點。這裡承載人民，成長出巨大的體量，還沉澱，醞釀，演化成獨特，高度延續性的內陸型文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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